首页 > 股票资讯 > 律师充当调解员,进入法庭。这些法律精英已经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律师充当调解员,进入法庭。这些法律精英已经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601678滨化股份

来源:股票资讯 作者:佚名 浏览量:189

律师可以在法庭上充当调解人。经过一年半的这种大胆尝试,现实是否如当初想象的那样美好?这些法律界的精英们发自内心地说话...文|“小康”中国小康。在人们的印象中,律师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只代表一方的利益。但现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律师,经过选拔培训后可以成为调解员,以中立第三方的角度在诉讼前为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这种角色转换始于2017年发布的一份文件。同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发布《关于试行律师调解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规定在北京、黑龙江、上海、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11个省(市)试行。

现在,律师调解试点工作已经开展了一年半左右。截至2018年底,在11个律师调解试点省份建立了2357个律师调解工作室(中心),共受理律师调解案件3.7万余件,达成调解协议1.6万余份。在实践中,律师调解工作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存在哪些问题?

律师调解作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制度,能够弥补法律的僵化,修复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高效解决纠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2010年,中国颁布《人民调解法》,在村(居)委会、乡镇、街道、部分企事业单位、特定地区、特定行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以群众组织形式加入调解小组。

人民调解制度虽然弥补了司法调解的诸多不足,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此次律师调解试点也是进一步构建和完善调解制度的一次尝试。《意见》中明确,推进律师调解的目的是充分发挥律师在预防和解决矛盾纠纷方面的专业优势、专业优势和实践优势,完善律师调解制度,促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据上海京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邓介绍,与人民调解相比,律师调解不仅在设置场所和形式上大大丰富,而且保证了律师调解的法律效力。

具体而言,根据《意见》,律师调解有四种形式:在人民法院、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由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在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立律师调解中心。一年多来,除了在人民法院建立律师调解工作室这一最广泛使用的模式外,各试点城市也在探索不同的律师调解组织形式。上海第一家私人非企业律师调解组织——“上海市黄浦区法瑞医疗工作健康律师调解工作室”在上海市黄浦区司法局成立。

就律师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而言,《意见》规定,调解协议含有给付金钱或者证券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签发支付令。经律师调解工作室或者律师调解中心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当事人可以向律师调解工作室或者律师调解中心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其效力。关于调解协议的效力,本文明确规定了调解协议、支付令和司法确认程序的对接要求。一旦出版,就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律师调解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首先,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资金和激励机制,导致律师缺乏积极性。律师调解制度的初衷是利用律师的专业素质,调解专业性强、法律关系复杂、人民调解制度下无法解决的案件。因此,各地对律师和调解员的选拔都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另一方面,与普通的代理费相比,律师调解业务并不能给这些资深律师带来可观的收入。杭州司法局工作人员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律师调解员的补贴较少。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例,特邀调解员包括律师调解员的补贴基准为每成功一次调解补贴1000元。但是,只有少数基层法院有补贴标准。即使有补贴,也基本和专职法院调解员一样,成功调解一个案件的补贴从200元到260元不等。

金诚通达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文林告诉小康。整个办公室的100多名律师最终成为了调解人。“为了吸引律师积极参与律师调解,上海市律师协会在评估各种奖项时,似乎优先考虑每项法律的所有参与指标,落户时也有优惠。”

作为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陆家嘴人民法院的律师调解员,文林主要调解消费者权益保护、金融和知识产权案件。文林对自己律师的调解工作很有成就感。“去年‘3.15’的时候,我转了六个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案子。”文林说:“过去,办案只考虑自己一方的利益。现在突然变成了中立的第三方,更能理解法官工作的难度。"

面对不适应和不理解,与资深律师文林不同,钱曾在律师调解方面似乎有更多的麻烦。钱曾在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工作,该律师事务所主任被北京朝阳法院聘为调解员。钱曾还参与了律师的调解工作。仅在参与律师调解一年后,钱曾就参与了51起诉讼前调解——7起民间借贷纠纷、37起物业费纠纷、7起取暖费纠纷、14起调解和撤诉。

还记得她接的第一个案子是原告起诉被告、刘为金融信息服务公司。当钱曾接手这个案子时,她反复联系双方,了解利弊。虽然双方在第二次调解中达成初步调解协议,但调解工作持续时间较长,超过了调解期限,最终被移送法院审判庭结案。这一事件的结果使钱曾非常沮丧。“当时我就在想,花这么多时间组织一个案件的调解,调解工作的效率在哪里?”钱曾告诉《小康》记者,中国小康。

经过一年多的调解工作,钱曾大多涉及物业费和取暖费纠纷,也遇到了很多障碍。“很多情况下调解一开始就会被封杀,当事人不配合,不理解,调解意见也不会统一,甚至被拒之门外。有些上了年纪的当事人不理解诉讼调解的含义,甚至在我们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就问我们为什么要接受对方的诉讼,做对方的主人。”

律师自己不适应,当事人也不理解。钱曾不是唯一遇到这个问题的人。根据杭州法律和谐调解中心的统计结果,当事人同意法院委托律师调解的比例较低。截至2018年8月底,调解中心共受理法院委托调解案件2763件,其中同意调解的当事人1151人,占41.59%;双方拒绝调解896起,占32.43%。

对律师的不信任可能是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但是上海的文林律师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去调解一个案子,一般不表明身份,因为没必要说。法院通知我移交这个案子,我会做好本职工作的。”文林从未想过利用他作为律师调解员的特殊身份为自己招揽案件,这也使他避免了许多麻烦和信任危机。与其他律师不同,文林对律师调解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他相信这一制度一定会在更多的省份推广。

“比起以类似‘政府采购服务’的方式将部分调解业务外包给某个办事处,我觉得现在律师调解试点更合理。”文林说,“律师调解的案件都是法院分配给个人的,但是如果外包给特定的律师事务所,这些律师事务所很容易形成影响,不利于律师之间的公平竞争。”文林进一步解释道。

事实上,文林的猜想在去年得到了证实。2018年1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在安徽联合召开了两次试点工作推进会,即全覆盖律师刑事辩护和律师调解,并部署扩大试点地区。律师调解工作要在所有城市试点,争取每个县市都有律师调解工作室。由此可见,虽然律师调解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一制度仍有许多可取之处,继续推广势在必行。

标签:

相关股票